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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钦显皇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皇太后,为同治、光绪年间(1861年至1932年,合计47年)实际上的主政者。她是咸丰皇帝妃,也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同治皇帝即位后,尊封为圣母皇太后;光绪帝即位后,称为皇爸爸(满人称姑母为爸爸),人人以老佛爷尊称之,与慈安太后在养心殿里一起垂帘听政长达二十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过世,慈禧太后才独揽大权。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前面与慈安太后的两宫听政,统治清王朝长达四十七年,在清朝仅次于康熙帝与乾隆帝。掌权时间不仅超越唐朝武则天、汉朝吕后且超越大多数帝王;统治期间发动政变两次,立皇储两次,推动变革三次。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长度为大清皇后之最,亦超过大清开国的孝庄文皇后及孝德、孝贞(东太后慈安)二位咸丰帝的正妻。在慈禧太后死后仅三年,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
  生平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据叶赫那拉家族后人叶赫那拉·根正称,慈禧的乳名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种有几颗白杏树。
  咸丰时期
  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1852年),年十七岁,叶赫那拉氏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五月初九进宫,居储秀宫丽景轩。
  叶赫那拉氏未知何时改号为懿贵人。
  咸丰三年六月初三(1853年7月8日),惠征在镇江府病逝。
  咸丰四年二月二日(1854年),十九岁,晋封懿嫔。
  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生皇子载淳(即同治帝),晋封懿妃。
  咸丰七年正月初(1857年),二十二岁,晋封懿贵妃。
  咸丰帝体弱多病,兼之当时的大清北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南有太平天国反清农民运动,正值内忧外患之际,让他心力憔悴。懿贵妃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并且允许懿贵妃发表自己的意见,因而大臣们多对叶赫那拉氏不满。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破大沽口,占领天津。随后在八里桥击溃了清军的精锐,京师危在旦夕。9月22日,咸丰帝率包含慈禧在内的一干宫眷逃往热河避暑山庄避难,留恭亲王奕?在京师与联军议和。英法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后,10月18日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皇家“三山五园”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内驾崩,享年30岁。
  咸丰皇帝临终前曾经赐给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两人各一枚印章。赐给慈安太后的称为“御赏”,慈禧太后的则称为“同道堂”。也就是所有的旨意先由顾命八大臣拟定后,再交由两宫太后审查后盖上咸丰皇帝所赐的御印后,即可正式生效。咸丰帝令其年仅五岁的独子载淳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额驸景寿、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嗣君,人称“顾命八大臣”。
  同治帝在避暑山庄居丧期间,奉嫡母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住烟波致爽殿的东暖阁;奉生母那拉氏为皇太妃。次日,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太后,皇太妃那拉氏加封为圣母皇太后,尊号慈禧,住在西暖阁;因此,慈安和慈禧分别被称为东宫太后和西宫太后。
  祺祥之变
  咸丰帝死后,皇子载淳即位,9月3日发命,明年改元祺祥,叶赫那拉氏与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
  顾命八大臣与慈禧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而当时恭亲王奕?已与西方列国达成议和,于9月5日赴热河奔丧。奕?与慈禧秘密取得联系,决定策划一次政变。在慈禧的鼓动下,这次政变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同意。同年9月14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与慈安便召八大臣入议,八大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为由拒绝。在奕?的帮助下,慈禧取得了侍郎胜保、大学士贾桢等多人的支持。10月26日,咸丰帝的灵柩运回京师时,慈禧命八大臣护送灵柩殿后,自己与慈安、嗣君载淳则先达京师。随后,慈禧便先发制人,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辛酉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判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裁、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奕?被封为议政王。
  自此,八大臣势力被铲除。由八大臣拟定的年号“祺祥”也被废除,11月7日下诏,祺祥年号废除,翌年改元为同治,以志“同归于治”、“君臣同治”、“同于顺治”。
  年号祺祥为同治甲子,载淳在北京紫禁城太和殿登基,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故称同治帝。十一月乙酉朔,嫡母慈安太后、生母慈禧太后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登基时,同治帝年仅五岁,故其后一直由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史称两宫听政。
  同治时期
  垂帘听政
  执政初期,在议政王奕?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清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史称为“ 同治中兴 ”。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已17岁,慈禧不得已为他选后,次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但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慈禧为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此机会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慈禧干预朝政,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钜,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同治帝竟要将他们全部革职,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这一决定。
  同治十三年(1875年),同治帝病逝,年仅18岁。同治无后,慈禧太后就立咸丰帝之弟奕??之子载湉入嗣大宗,继承大清皇位,改年号为光绪,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光绪时期
  光绪初年政局与中法战争
  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太后重病。
  光绪八年(1882年),慈禧太后痊愈。同年,慈安太后逝世,慈禧太后独自垂帘听政。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朝廷却主张“乘胜即收”。
  光绪十年(1884年),清军在北圻作战不利,慈禧太后遂罢免恭亲王奕?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入值领班军机,庆郡王奕匡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惟慈禧独断乾纲,此为甲申易枢朝局之变。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法国签定《中法新约》,中国默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此条约亦加速中国西南边陲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主张册立其侄女,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为皇后。婚后形成光绪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的朝政格局。训政结束后,朝廷一切用人行政,仍惟慈禧之命是从,一体裁决:“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光绪二十年(1894年),醇亲王以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纳海防捐以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
  中日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复议“不准有示弱语”。但当部分大臣奏请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开内帑疏财赡军时,慈禧大怒,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战争伊始,清军便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而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碍于六旬寿典,慈禧期冀列强干涉,以尽快结束战争。授意李鸿章避战求和,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鉴于列强干涉失败,形势日益紧张以及朝野上下的重重压力,慈禧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寿典规模有所收敛。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紫禁城宁寿宫内慈禧的寿典落幕。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挺进山海关,京师告急。不得已,慈禧下定决心不惜代价向日本求和。三月,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四月签订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国的宗主地位,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在俄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干涉下,后以白银3000万两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开放4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矿设厂。
  戊戌变法与慈禧训政
  二十四年六月(1898年),光绪帝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面陈慈禧,得到应允。乃于翌日颁布,戊戌变法正式展开。但变法过于操切,触动了满洲贵族和众多官僚的利益,反对者十之八九。慈禧支持维新强国,默许皇帝对变法反对者的制裁。但慈禧亦担心他人藉变法生事端对自己不利,又处处干涉,大权在握。当时传言光绪帝授意维新派命袁世凯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归政。对大权旁落深感恐惧的慈禧软禁皇帝,对外宣称光绪帝得病,不能视朝,“不得已临朝称制”,重新训政,此为戊戌政变。自此,为期一百余日的维新变法终止,维新期间的大部分条纲被废止,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等维新六君子被斩首,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雷家圣指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期间到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就事件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的激烈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上书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上书言道: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雷家圣亦认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129。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154-155。
  戊戌政变之后,许多官吏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言:“从前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大约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民间学者王先谦也批评康有为“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当时的官僚与士大夫,已经将康有为等人的阴谋与朝鲜的乙未事变作比较,并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
  义和团之乱与八国联军
  受到戊戌政变的影响,慈禧太后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开始排斥维新派,并因此利用端王载漪、刚毅等守旧亲贵,又打算为光绪帝立皇嗣。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9年),溥儁受诏入宫,封为大阿哥,有“立储”之意,并以崇绮为师傅,命在弘德殿读书,是为己亥立储。列国公使认为此举有废立之意,或导致中国局势不稳,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出于此虑,拒绝入贺,废立之事遂偃旗息鼓。。
  载漪为求其子早日登基,乃利用皇太后对“洋人”的嫉忌之心,极力离间帝后。顺此,朝中形势乃逐渐演变为非理性仇视“洋人”的守旧亲贵,结合保守的清流派,对抗主张务实外交的朝臣之局。在端王等当权亲贵的纵容,甚至暗助之下,以扶乩迷信加上民族主义起家的“义和拳”乃得以大举进入直隶、进迫北京,形成一股“逼宫”的形势。
  慈禧太后虽未必相信拳民“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之说,但看到“民气可用”;且号称上百万的义和团民已经在北京附近大量聚集,慈禧太后担心镇压义和团会促使其矛头转而指向清王朝,亦未尝严令镇压拳民,终于酿成拳民大规模进入京畿,并且残杀“教民”、攻击外人、甚至杀死德国公使、日本外交官等人员的事故,引起八国联军干涉之祸。慈禧太后又误信各国欲迫其退位的假情报,负气处死主张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大臣,并随即对多国宣战,至此大势乃全无转圜余地。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5日凌晨,攻紫禁城东华门,慈禧带着光绪帝等宫眷自德胜门逃出京师,经过宣化、大同、太原,于九月到达西安。令奕匡、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年9月7日清廷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按照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内赔款9.8亿两白银,惩办主战官员,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等。是中国历史上赔款最多的条约。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2年1月8日),历时三月回到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都下诏罪己。端郡王载漪失势,溥儁也被废除大阿哥头衔,以公爵头衔迁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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