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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重要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军领袖,中国近代第一位立宪制君主,对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恢复作出过重要贡献,是中国警政、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对中华民国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曾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中华民国大总统等职。
袁世凯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于清末投身淮军,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回国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自道员、巡抚、总督累升,至入值军机处,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文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袁世凯逼迫大清皇帝逊位,袁世凯组建临时政府。
  成为民国首任大总统后,袁世凯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但其施政引发争议,国内爆发二次革命,又与日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引发国内民众不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将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建立中华帝国,但由于国内多方势力的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改元后仅82天(1916年为闰年)帝制便以失败收场。同年5月6日袁世凯同意将辞退大总统之位,但还来不及实现就于6月6日病逝,后来葬于河南安阳。
  早年生涯
  清咸丰九年(1859年)8月20日,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族谱的谱名字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绅,曾任陈留训导,父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金陵等地读书。袁保庆病故后,1873年冬,堂叔袁保恒获同治帝三个月假期返回项城,与侄子袁世凯会面,袁世凯获得赴京念书的机会。
  1874年农历新年过后,袁世凯与弟弟袁世廉在家中男仆的保护下来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叔父袁保龄,袁保龄对二人的教育极为重视,聘请严师谢子龄管教二人,但袁保龄初见二人后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袁世凯“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11月,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病逝,据说袁世凯听闻“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因为袁世凯已经出嗣,袁保龄未允许他回乡料理后事,只允许他回籍守孝。此后,袁世凯开始努力读书,有一定进步,袁保龄很高兴“凯侄八韵颇长进,文章尚不入门”。同年冬,袁保恒回到北京,开始更加严厉督促他。袁世凯愈加勤勉,学习十分投入。
  1876年秋,袁世凯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一般认为袁世凯学术不精,致乡试不第。不过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说法:袁世凯考得“项城县之府案首”,但河南学政瞿鸿禨在考陈州府时,不尊重知府吴重熹,吴重熹为此针锋相对两人结怨,瞿鸿禨于是取消了陈州各府属的府首,袁世凯因此成为牺牲品,虽然未能及第,但袁世凯于同年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两年后诞下唯一嫡子袁克定,不过袁世凯与于氏关系并不融洽。袁保恒见袁世凯完婚,频繁招袁世凯回北京继续学习以考取功名,袁世凯最初也极为重视“然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卧病,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读,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1877年初,袁世凯回到北京,一度想外出谋职户口,袁保恒知道袁世凯的想法后断然否定。
  1877年至1878年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4月30日,光绪帝命身为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前往河南赈灾,袁保恒于是偕袁世凯前往河南,12月30日出发,途中经过保定,袁保恒与李鸿章会面,请求帮助,李鸿章当即拨米三万石,但此时李鸿章是否见过袁世凯则不得而知。1878年1月16日,二人抵达开封。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十分寒冷,袁世凯冒着恶劣气候办公,为避免流言住在开封城外。在此期间,袁世凯目睹了饥民惨状,官军残杀,赈款不敷,曾感慨道“赈务实属万难”,但也下决心“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当时开封流行瘟疫,5月,袁保恒认为自己身体强壮冒险前往检查粥厂,感染瘟疫,不久病逝。在接任的到达之前,袁世凯出色完成了交接任务。此后,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并在此与家人共同居住三年时间。期间,袁家在袁保龄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分家,但分家的结果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在此期间,袁世凯“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其性格“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为乐”,袁世凯与知府吴重熹成为“诗酒友”,“雅敬爱之”。此外,袁世凯意外结交当时正在陈州授馆从事文牍工作,前往袁甲三祠园林游玩的徐世昌。相见第二天,二人拜为金兰,徐世昌为兄。袁世凯资助徐世昌兄弟二人赴顺天乡试,二人双双中举。1879年秋,袁世凯再次乡试不中,因此将所学书籍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1880年,袁世凯决定弃文就武,投靠吴长庆,加入庆军,吴长庆为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出身淮军,为庆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从陈州出发,先前往上海,准备之后再前往山东登州即吴长庆大本营所在地。抵达上海后,袁世凯很喜欢这座城市,在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后四处寻找工作机会无果。在此困顿之际,袁世凯去了一家妓院,在此结识苏州籍妓女沈氏,二人相交甚欢,无话不谈。沈氏阅人无数,得知袁世凯身世后劝其尽快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并用私房钱资助袁世凯。袁世凯发誓安定下来后回来迎娶沈氏,沈氏也表示袁走后会自己出钱赎身并等他回来。后来袁世凯将沈氏接到朝鲜生活。沈氏终身未育,袁世凯将次子袁克定过继给她为嗣子,北上途中,袁世凯结识阮忠枢,一见如故。袁慷慨资助阮,阮后成为其终生心腹。
  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对袁照顾十分周到,优待至极。由于袁尚未通过乡试,吴召来营中最好的老师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向他们引见袁世凯,特意强调“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笃臣也”。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于是每天督促袁功课,袁再度备考科举。此间,袁世凯称“近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但是,他的作文在张謇眼里却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由于张謇严厉直率,导致二人疏远。而周家禄则点到为止,以鼓励赞扬为主,袁“更喜周公”,后任直隶总督时请周入幕府,礼遇有加。
  崭露头角
  1882年,袁世凯23岁,藩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李昰应兵变夺权;亲中的朝鲜事大党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前往协助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要袁世凯将李昰应拘捕,李昰应被掳后,袁世凯以“通商大臣”身份驻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建亲军与镇抚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被“事大党”及闵妃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紧张,朝鲜国王向中国借兵镇压,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中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中日甲午战争。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世凯奉命随军撤回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鸿章等大臣乃于1895年举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练兵。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袁世凯开始了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也是北洋军阀的雏形。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以及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部下徐世昌把德国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改编成《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
  清末政局
  1895年,袁世凯与徐世昌、张之洞等都列名参加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并出资赞助。
  戊戌变法
  参见: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及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后党及守旧派发生激烈争执。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17日,康有为接到光绪帝密诏,密诏中光绪帝认为自己皇位不保。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与袁世凯秘密在京郊法华寺见面,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领敢死将士数百,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同意。20日,袁世凯向皇帝辞行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二人商议对策(一说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即日回京密奏慈禧太后,太后于翌日宣布废除新政。
  也有人根据史料记载认为,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着《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责为族灭的叛国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
  义和团
  义和团在山东排教,以私刑方式杀死许多外国和中国基督徒,引发欧洲各国不满。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爆发“曹州教案”,两名德国神父被杀。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应,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借地。在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代理营务的徐世昌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则是遏制德军。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义和团,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拳民,其中毓贤态度尤为明显,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众因生计而继起反抗,进而引发教案,使列强乘机宣战。惧外的毓贤无力驾驭局势,遂煽动民众闹事袭扰洋人,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为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爆发,山东省在袁世凯治下得以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清末新政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请建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后来参与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的建设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导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区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区。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为中国地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举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年的戊戌维新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辛丑和约》后,立宪声浪日涨,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领导者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1907年丁未党争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黜,林绍年请辞,袁世凯与张之洞因此替补调入朝廷中枢任军机大臣,但同时也使袁氏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队伍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于天津;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由于载沣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于是解除袁的职务(根据溥仪回忆录,载沣认为其兄光绪帝系袁世凯谋害,亟思报仇,但袁掌握军系人脉,无法断然下手),袁见形势不利,决定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期间,袁韬光养晦,隐居时仍关心政事。